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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明远话锋一转,声音陡然提高了几分。
“该录像,仅能证明毒物的具体购买来源和包装形式存在违规。”
“这或许能追究销售者的责任,但并不能直接推翻上诉人对该物品基本危险属性的认知!”
“购买行为本身,与后续使用该瓶子盛装饮用水并导致他人死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能够完全免除其主观罪过的因果联系。”
“农药,尤其是剧毒农药,其危险性是基本常识。”
“‘敌杀死’这个名称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不能因为销售者包装不规范,就推定购买者对其基本危险性一无所知。”
接着,他指向第二组证据。
“关于第二组证据,《认知能力评估报告》。”
“公诉人对其鉴定资质和程序不持异议,但对其结论的法律适用性,表示严重质疑。”
“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是基于行为人是否具备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而非基于其文化水平高低或在特定知识领域的得分。”
“如果以文化水平低、缺乏特定知识作为免罪理由,那将严重冲击我国刑法的根基,造成‘无知者无罪’的荒谬局面,这是极其危险的。”
“法律要求的是一个普通成年人应有的基本注意义务和风险认知,而不是专业人士的标准。”
“上诉人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的成年人,对农药的基本危险性,理应具备最起码的认知。”
“这份报告,不能作为否定其主观罪过的有效法律依据。”
最后,李明远拿起那份村委会的说明。
“关于第三组证据,村委会的《情况说明》。”
“公诉人认为,该证据属于传来证据和主观性描述,其证明力非常有限。”
“部分村民的生活习惯,不能代表上诉人本人的具体认知状态。”
“更不能成为其将一个明显装过剧毒农药的瓶子用于盛装饮用水的合理化解释。”